凌晨一点半，手机震了四遍。 我迷迷糊糊摸过来，屏幕亮得刺眼，来电显示那三个字让我彻底清醒了。 蒋宏志。 我盯着跳动的名字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按下接听键。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股压不住的急躁：“城东二期标书，明早九点截标，你现在过来，还来得及。” 我没说话。 我听见自己笑了一声，声音不大，但那头像被什么噎住了似的，安静了。 我慢悠悠地开口：“时薪五万，定金先到账，我考虑一下。” 电话那头彻底没声了。粗重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地传过来，像拉风箱似的。我握紧手机，盯着窗外黑沉沉的夜，心里数着秒数。 第三十一秒的时候，银行到账提醒亮了。 十万元。 备注两个字：定金。 我没有立刻起身，只是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，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 一年前的那个上午，他当着全公司的面拍着桌子让我滚。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。 可此刻我盯着那笔到账的十万元，心里反倒出奇地平静。 我知道的，蒋宏志这个人，不到走投无路，绝不会低头。 01 我离开宏达公司那天，是去年十一月初。 那天冷得出奇，头天夜里下了场雨，路面还湿漉漉的。 我站在写字楼的大堂里等了十几分钟电梯，电梯门一开，袁蕾从里面出来，手里端着杯热咖啡。 她看见我抱着一只纸箱，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个耐人寻味的表情：“邓姐，这就走啦？” 我点了点头，没想多说话。 袁蕾啜了口咖啡，笑了笑：“蒋总让我提醒你，竞业协议签了三年，同行那边注意着点。” 我看了她一眼。她脸上挂着得体的笑，像是真心实意地在为我着想。我知道她那两个字的“好心”是什么意思。 我没接茬，抱着箱子从她身边绕了过去。 出了大门，冷风扑面而来。 我在楼下的花坛边站了一会儿，把箱子搁在膝盖上，看了看里面装的东西：一只旧保温杯、一本记了七年标书数据的笔记本、一盆养了三年没怎么长过的绿萝。 七年，就换来这一箱子家当。 那个上午蒋宏志签字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。他坐在皮椅上，手里转着签字笔，看都没看辞呈一眼，只说了句：“你可想清楚，出去可没这碗饭。” 我说想清楚了。他签了，连句客套话都省了。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，坐在地板上发了两个小时的呆。 手机一直没响过。 也对，一个刚离职的“老后勤”，谁还惦记着你呢。 直到傍晚，电话响起来，是刘江山。 刘江山五十八了，退休前在省建二院干了三十多年工程师，是蒋宏志的老熟人，也是他在圈子里仅存的几个说真话的朋友。 电话一接通，他没废话，直接问我：“小邓，听说你走了？” 我说嗯。 他在那头沉默了几秒：“ 明天有空没？我那茶楼泡壶茶，跟你说个事。 ” 我说行。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，自己的手有点发抖。不知道是冷的，还是气的。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。 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地想那一百三十七份标书，六十一个中标项目，七年的昼夜颠倒，最后落得个“吃干饭的”的评价。 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照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拉出长长的一条光带，我看着那道光，一直到天亮。 第二天上午十点，我到了茶楼。刘江山已经在等我了，桌上摆着一壶铁观音，两只茶杯。 他给我倒了杯茶，单刀直入：“那个标书的事，我听说，是袁蕾动过手脚？” 我端着茶杯没喝，看着他：“刘叔，你消息倒灵通。” 刘江山啧了一声：“我比蒋宏志那家伙多长个心眼。打印店那边他查过，存底显示你提交的版本就是改过的报价。但这事情经不起推敲。你干了七年从来没出过这种事，怎么偏偏那一回就出了？”我没说话，低头盯着杯里的茶汤。 刘江山又说：“ 你走了也好。那地方待着，迟早出事，就是没想到被自己人坑了这一把。 ” 我抬起头：“刘叔你找我，不会就为了安慰我吧？” 他笑了：“找你合伙。我手头有几个老关系，想试试接点工程咨询的活，缺个做标书的顶梁柱。你愿不愿意来？” 我手里那杯茶停在半空，愣了好半天。 刘江山也不催，就看着我，等我把这杯茶喝完。我把茶喝了，把茶杯搁回桌上，说我愿意。 刘江山伸出粗糙的大手，隔着茶桌跟我握了握。那双手满是老茧，握起来像砂纸一样，扎得我手心发疼。 可奇怪得很，那一刻我觉得踏实了。 02 秀川工程咨询挂牌那天，是十一月中旬。 办公地点是刘江山在城东老工业区找的一个旧厂房，二楼，楼梯窄得只够一个人过，墙面刷了一层新白灰，但角落里还是渗着潮斑。 房东给免了两个月租金，条件是一次签三年合同。 我们签了。 头一个月，办公室里就我和刘江山两个人，两张旧办公桌，一台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打印机。 刘江山把一张老旧的城建设计图挂在墙上，指着图上几个标红的位置说：“这几个地方，都有旧关系，慢慢走动，会有的。” 话是这么说，但头三个月，一单业务也没有。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出晚归，早上到办公室擦桌子、烧水、整理资料，然后坐在电脑前打开各类招标网站刷公告。 刘江山在圈子里四处跑动，不是请人吃饭，就是给人递烟。 晚上我们碰头的时候，他总说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 第四个月月底，刘江山带回来一个人。 姓周，是城郊一家小型建筑公司的老板，四十来岁，手头有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