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9月20日下午，北京解放军305医院，周恩来即将接受第四次手术。病床上的他已经十分虚弱，连坐稳都很困难，邓小平前来探望时，周恩来忽然拉住他的手，停了很久才说：“小平同志，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，你比我强得多。” 这句话并不像普通的慰问。周恩来当时的身体状况，已经让身边人十分担忧，他很清楚，自己未必还能长时间主持繁重的工作。把这样的话当着有关人员的面说出来，既是对邓小平工作能力的肯定，也是在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安排表达态度。 两人的关系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建立。 1920年10月，邓小平抵达法国，进入巴耶男子中学学习。那时的他一边读书，一边做工，生活并不宽裕。一个月后，周恩来也来到法国。1922年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，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，邓小平加入其中，开始接触系统的革命活动。 当时，周恩来负责撰写文稿，邓小平承担刻蜡版、油印等具体事务。一人写，一人刻，常常忙到深夜。条件艰苦，却很有秩序。邓小平年纪较小，周恩来对这位“小兄弟”颇为照顾，两人在共同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信任。 这种信任不是几次谈话就能形成的，而是在琐碎日常里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一起工作，一起生活，也一起面对流亡、贫困和政治压力。周恩来善于周密筹划，邓小平办事果断，两种性格并不相同，却能在长期合作中互相补足。 1928年，邓小平与张锡瑗结婚，周恩来、邓颖超等人曾参加婚礼。婚后，两家一度住在同一处住所，工作和生活都挨得很近。邓小平后来回忆那段日子，只说：“那时候都是年轻人，当然有说有笑了。” 话不多，却很真实。 1930年，张锡瑗因难产去世，孩子也未能保住。邓小平后来与卓琳结为夫妇。卓琳与周恩来、邓颖超相处融洽，周恩来还曾耐心教她剥螃蟹。对邓小平的孩子们，他也十分亲切，见面时常用轻松的话逗孩子开心。两家人的关系，早已超出普通同事的范围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长期主持政务，邓小平则在不同岗位上承担重要工作。周恩来处理事务细密周全，邓小平往往抓住关键、迅速决断。这样的配合，在复杂局面下尤其重要。多年共事，使彼此的工作方式和脾气秉性都十分熟悉。 邓小平处境困难时，周恩来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关照。1973年，邓小平恢复工作。1975年，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，推动整顿工作展开。周恩来身患重病，却一直关注这些安排，认为邓小平有能力承担更重的责任。 病中的周恩来并没有把个人安危放在最前面。一次又一次手术之后，他仍然惦记国家事务。到了1975年下半年，他让工作人员准备纸笔，靠着卫士的搀扶，艰难地写下一封给毛泽东的信。 邓颖超看见后劝道：“恩来，你口述，我来写。” 周恩来回答：“不用了，还是我亲自写。” 这封信的具体内容，后来并未完整公开，但相关回忆和材料表明，周恩来在信中向毛泽东反映了自己的病情，并建议由邓小平承担更多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。所谓“让邓小平取代我的职务”，并非简单的职位交接，而是一个重病中的老同志，对工作连续性和国家大局的深切考虑。 1975年12月底，邓小平等人到医院看望周恩来。周恩来刚刚经历抢救，身体极为虚弱，却仍对张春桥说：“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。”直到生命末期，他牵挂的仍是工作能否顺利运转。 1976年1月8日上午，周恩来在北京病逝，终年77岁。消息传出后，许多群众自发走上街头。1月11日，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八宝山，长安街两侧站满了前来送行的人。车辆行进缓慢，许多人默默跟随，悲痛没有变成喧闹，只有长久的沉默和哭泣。 1月15日，周恩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邓小平致悼词。读到周恩来同志心脏停止跳动时，他数度哽咽。平日少有外露情绪的邓小平，那天很难保持平静，因为台上悼念的不是普通战友，而是相识五十多年的兄长、同志和亲人。 根据周恩来的遗愿，骨灰没有保留。邓颖超陪同工作人员，将骨灰撒向北京上空、密云水库、天津海河以及黄河入海处。法国相识时的油印机旁、战争年代的风雨之间、病房里那封颤抖写下的信，几段人生被连在一起，留下的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份经过漫长岁月检验的信任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