央视热播剧《伟大的长征》中，有这样一个片段：遵义会议后，毛主席重回指挥岗位，支持与共产国际重新取得联系，并汇报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。 不少人感到费解，会议都开完了，结果也已经出了，有必要跟共产国际联系，征求它的认可吗？ 通过两个人的对话，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多么大的影响力。 那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张闻天因提出“不该同敌人死拼”，跟博古闹翻了。 李德（李德、博古当时有我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）听说后，请博古向张闻天转达自己的意见：“这里的事情（即中国革命），还是要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（也就是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同志）。” 张闻天听后没有反驳，但也没有肯定，即便他当时对李德、博古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极度不满，但对共产国际还是“不敢直接否定”。 当时中国革命不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而是有着现成参考经验的：从沙俄灭亡中涅槃诞生的苏俄、苏联，短短数年间成功夺取全国政权，工业发展一年高过一年。 遵义会议是我党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，由于条件的限制，事先没有向共产国际请示，事后也没有立即向其汇报。这在我党之前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。 在遵义会议前，中共中央几乎所有的重要会议和政策方针调整，共产国际都扮演着一槌定音的角色。 更为关键的是，遵义会议对我党、我军做出重大调整：博古总负责人的身份被取消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。 当时我党、我军的不少干部，已经习惯了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和指挥，对这次未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会议结果，抱有一些怀疑、不信任的想法。 于是在遵义会议结束后，我党先后派出潘汉年、陈云等人，前往东南沿海等地区，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，获得共产国际领导和支持。 潘汉年先行离开，在贵州、云南的边界离开长征队伍，化装成一个烟土贩子，主动帮助一群红军俘虏的烟土贩子逃脱，借助他们的感谢，混过国民党的盘查，顺利闯过贵州、广西、湖南、广东的关隘，成功抵达香港，再转到目的地上海。 陈云是潘汉年离开5个月后，才踏上联系共产国际道路的。1935年7月下旬，陈云和潘汉年在上海会合，两人一同前往苏联莫斯科。他们到时，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。 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议，对关于张闻天、博古、李德、毛主席的工作调整，没有提出任何意见。 这份认可来之不易，对当时的毛主席来说，是政治上的巨大胜利。 共产国际的痛快认可，也跟毛主席的清醒认知有莫大关系：坚持让张闻天担任总负责，让博古继续留在政治局。 特别